《耳語者》書中部分插圖。《耳語者》
  作者:奧蘭多·費吉斯
  版本: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
  2014年8月
  《耳語者》一書日前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。本書深入探索斯大林時代個人和家庭的口述歷史著作,解釋了警察國家如何在蘇維埃社會扎根,讓數百萬普通蘇聯民眾卷入恐怖制度,或旁觀,或合作的過程。其中,戈洛溫一家的遭遇具有普遍性,一家人流離失所多年,最小的女兒則在個人奮鬥的數十年裡,刻意隱瞞了自己的家庭成分。
  出身 因富農身份而被嘲弄
  1930年8月2日,位於莫斯科東北800公里處的奧布霍沃村公社領導人尼古拉·戈洛溫,在集體化運動中被捕,押往白海一座島嶼的索洛韋茨基監獄。次年,他的妻子和孩子們被趕出家園,流放到“特殊定居地”沙爾鐵,地處遙遠的西伯利亞阿爾泰地區。直到1934年底,一家人才在沃洛格達附近的小鎮佩斯托沃團聚。
  尼古拉的小女兒安東尼娜非常聰明,又繼承了父親尼古拉的強烈個性。與父親重聚後,11歲的女孩便下定決心要“努力學習,證明自己的價值”。
  在新學校,年齡較大的男孩把她當做“富農”的女兒加以嘲弄和虐待,甚至老師們也會挑剔找碴兒。有一天,一名女教師把安東尼娜叫到全班面前,予以懲戒,大聲叫嚷,她那種人就是“人民公敵,卑鄙的富農!遭到驅逐也是罪有應得。我希望你們都在那裡死絕!”
  同學瑪麗亞的父親也作為“富農”被捕,她對安東尼娜說:“老巫婆吐出這樣的罵人話,我們來寫一封投訴信!”瑪麗亞寫了那封信,她寫到,她們的父母是富農,但不能怪罪於子女。安東尼娜將信送去校長辦公室。校長告訴她們,他同意她們的觀點,但她們不得外傳。
  秘密 閉口不談自己家事
  安東尼娜全身心投入學業,她好幾次出現在學校禮堂的優秀學生榜上。儘管有“富農”的背景,她還是加入了共青團。此時她已決定為自己編造全新的身份。從青年起,安東尼娜就過上了秘密生活,不向朋友談論自己的私事。1940年,她遇上第一個認真交往的男朋友,但閉口不談自己的家世。
  安東尼娜的志向是上列寧格勒醫學院,她曾在1941年提出申請,但被拒絕。二戰中,列寧格勒陷入德軍圍困之中。安東尼娜在佩斯托沃鎮的村校擔任助教,她在1943年申請了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大學,因為該校需要醫生,放鬆了錄取標準。儘管有“富農”出身,安東尼娜還是考上了這所大學。
  列寧格勒的圍城解除後,安東尼娜在1944年申請列寧格勒兒科研究院繼續深造。她沒有列寧格勒居民的護照,雖然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大學的老師們幫她寫了熱情的推薦信,但“富農”出身仍使她喪失資格。其時,列寧格勒急需兒科醫生,以照看圍城造成的數萬名孤兒病人。建議錄取安東尼娜的官員聲稱,“這個時候,拒收這樣的學生,不啻是在犯罪。”由於沒有護照,安東尼娜無法正式註冊為兒科研究院的學生,只好名列14名“非法居民”之中,一起住在地下室。作為“非法居民”,安東尼娜不能領取助學金、不能借出圖書、不能在學生食堂就餐。她晚上非法打工,充當女服務員來養活自己。
  婚姻 與丈夫彼此欺瞞
  安東尼娜還向分別同居了20多年的兩任丈夫隱瞞了家史。她在1947年遇上第一任丈夫格奧爾基·茲納緬斯基。其時,安東尼娜為了隱瞞自己的過去,已在使用前男友的姓氏。她沒有在列寧格勒居住的合法權利,擔心萬一當局發現她在考上研究院時曾隱瞞自己的“富農”出身,自己又會成為“反社會分子”並遭到再一次的逮捕和流放。其時,政權正致力於各大城市的全面清洗,偽造履歷的安東尼娜非常危險。
  安東尼娜居住的共用公寓,寓長是一名狂熱的斯大林主義者,已開始對安東尼娜起疑。有一次,鄰居拿出一雙新鞋,安東尼娜失言說出自己父親可以做得更好,因為他也是一名鞋匠(這在農村通常是“富農”的手藝)。她被嚇壞了,唯恐真相暴露。正巧,這時列寧格勒居民、工程師格奧爾基·茲納緬斯基向她求婚,在安東尼娜的眼中,他無疑成了一大救星——一旦結婚,她就會得到新的姓氏和文件,可以合法地留在列寧格勒。
  安東尼娜在後來的40多年中,一直向格奧爾基隱瞞自己的“富農”出身,說到家人時,總是謊稱他們都是貧農。甚至在1968年離婚之後,安東尼娜仍繼續對格奧爾基隱瞞自己的履歷。1987年,安東尼娜接待格奧爾基年邁的姨媽,後者說漏了嘴,透露他父親原是沙俄海軍的少將,忠於沙皇,曾在內戰中參加白軍。她這才弄清,格奧爾基像自己一樣,也一直在隱瞞出身。
  和解 60年後喊出自己的身份
  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,安東尼娜和格奧爾基才敞開胸懷,道破了彼此隱瞞40多年的秘史。然而,他們仍一致同意,繼續對女兒保密。有兩件事促使安東尼娜逐漸衝破恐懼,將自己的出身告訴女兒。
  第一件發生於1995年8月2日,這一天恰好是父親1930年被捕的65周年。72歲的安東尼娜重訪奧布霍沃村,她家曾在那裡居住。1930年,奧布霍沃村雖貧窮,卻是一個充滿活力的農業社區,總人口317人,近一半是孩子,有自己的教堂、學校和合作商店。到安東尼娜1995年重訪時,古老的村莊所剩無幾,全村僅存13人,其中11人已有六七十歲。村裡的婦女以她的名義,在伊萬·戈洛溫的家中安排聚餐——他是村莊裡她家族中的碩果僅存者。村民們開始回憶安東尼娜的父親,稱他的勤奮正是農莊所缺乏的。
  第二個轉折事件,發生於西伯利亞阿爾泰地區的沙爾鐵地區。1931—1934年,她與家人曾居住於此,因此她特來這個故地重游。多年之前,定居地已被撤銷,但從路上就能看到,營房的廢墟仍屹立在高高的鐵絲網之後。安東尼娜在附近徘徊時,遇到一位與自己年齡相仿的當地婦女,她詢問可否走進定居地,隨即開始了交談。那名女子透露:“我是富農的女兒,1930年被送來此地,我真正的家園是在巴爾瑙爾”。
  安東尼娜回憶當時她的反應:“我感到震撼,從未聽人公開說出自己是富農的女兒。我從沒想到,說出這些話語,可以不帶一絲羞恥。更何況,這個女人講出時明顯感到自豪。我的一生,一直在儘力掩蓋自己的富農出身。這個女人說話時,我環顧四周,看看旁邊有無他人。後來,我開始思索,為何環顧四周察看有沒有旁人偷聽?我到底怕什麼?我突然為自己的膽怯感到羞恥。然後,我大聲說出‘我是個富農的女兒。’這是我第一次大聲說出這句話,儘管在自己的腦海中,我曾自言自語一千次。周圍沒人能聽到我的話,因為我獨處在一條荒道上。但是,我仍感到自豪,自己終於大聲說出來了。我走到河邊,用河水潔凈自己,然後為父母祈禱。”
  本版縮編改寫/新京報記者 張弘  (原標題:我是個富農的女兒!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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